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倾听是一种姿态,也是一种美学

2005-01-07 13:53:00 来源:博览群书 王 干  我有话说

一、倾听者的姿态是美丽的

我认识胡廷武先生的时候是在南京,他为人做事的风格都有点江南才子的味道,喝酒更是有李白斗酒诗百篇的豪气,连平常不贪杯的苏童受他感染,有一次在昆明

也带着醉意尽兴而归。待我读到他的文字,我才明白胡廷武的内心里涌动着怎样的浓厚的古典情怀。之后常收到他的短信,但他的短信不是常见的段子和笑话,而是诗歌,诸如《新春赠王干》《雪天读〈淮南子〉》之类的旧体诗,他的五言写得有孟浩然的气象,每次读到我都有一种感动,并交织着惭愧。手机这么一个电子时代的“玩具”,我们用它作为通讯工具之余,更多的是娱乐,而廷武兄则将俗物写出了雅诗。理论界有一句名言叫重要的不是讲述什么年代的历史,重要的在于讲述历史的年代。看来物件也如此,重要的不是使用什么样的物件,而在于谁在使用。廷武兄化俗为雅乃一高手。

读过他的一本散文集,集中有一短文引起我的注意,这就是《听鼾》,我把它选到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。这篇短文特别有趣,人睡觉打呼噜,是一件比较讨厌的事情,而廷武先生则从中听到音乐般的趣味,热爱生活如此,境界就不同于一般的凡俗之人。现在读到了他的《九听》?《听书》《听鸟》《听吆喝》《听戏》《听蝉》《听歌》《听风》《听雨》《听鼾》?,更发现胡廷武的内心是那样的从容和智慧,他在用心生活着,思考着,写作着。在这样一个喧哗与骚动的年代里,我们已经习惯于话语的爆炸和声音的重叠,MP3之类的电子产品更是把电子和网络的话语爆炸和声音爆炸,到处是声音,人人都是声音和噪音的制造者,听音乐会也忙着参与,甚至古典音乐会为了吸引观众也变着法让人参与,参与是这个时代的时尚,开口也是这个时代的主流。电视里整天都是喋喋不休的主持人的“一腔废话”,人们好像已经丧失了倾听的能力,倾听一下好像会吃什么大亏似的。海德格尔说过大地是人栖息的家园,倾听者的姿态是美丽的。“九听”作为一个信息和话语爆炸时代的异姿态,暗合了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和美学精神。

《九听》是带有忆旧性质的“朝花夕拾”,是对“当年语声”的捕捉、把握和摹拟,仿佛是―种被清水浸泡过很久的声音,从白马镇上的砖墙上纷纷渗出。当我们毫无准备地受到那种声音的感动时,我们难以分辨其中的内容,甚至像面临危险的迷路人一样感到畏惧。我知道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呆得太久了,我们快要迷失我们的灵性和听觉了。《九听》把我们从那样迷惘的噪音世界里拉了回来。我们在《九听》里读到童年和青少年的美好记忆,听白马镇上的烟云四起,物是人非。九是中国文化中最大的一个数,《九听》其实就是听一切声音,听一切动静,听可以听和不可以听之物什。很显然,听在全书里是一种叙述的触发点,并不是全部,更多的时候作家是在看,在讲述,在夜晚讲述,他的讲述“是一种迸发着奇异光辉的语言晶体,它不能转述,不能概括,任何精深到深沉的转述都难以成立,它不能转化为任何方式的扼要、选粹、钩沉、类聚、通诂、释义。作为奇异的语言晶体,它不能不是自己。它又像时间边缘冒出的异草,有无穷数的柔根嫩须,牵扯联络着我童年想象的每一块沙粒,每一棵梦幻树上流出的汁液,每一片终归散落的疼痛和欢喜。”一位诗人对古琴的描述,用在《九听》是最合适不过了。

二、我们的好心情到哪里去了?

《九听》的审美精神是寓古于今的现代美学的体现,这还体现在他对往昔生活的理解和执著的追溯。在自序《平民的圣餐》一文中,廷武先生感叹“幸福的感觉似乎正在离我们而去”,他感叹我们没有好的胃口,已经没有耐心把一个新鲜的茄子放到灶洞里去烤熟,现在的房子越住越大,可能够利用的空间却越来越小。在这里廷武先生涉及到一个哲学的命题,什么是幸福?幸福是人人都应该也是能够享受的权利,可现代人的生活却把欲望无限的扩大化,错误地认为欲望等同于幸福。人们在追逐各种欲望的实现,有了房子要大房子,有了一套还要两套三套,汽车也是要豪华要几辆,甚至妻室也变着法儿能多有,这种贪婪事实上并没有增加人的幸福,反而增加人的烦恼和痛苦。

而对现代人的困扰,廷武先生认为幸福首先存在于简单的生活之中,幸福是一种好心情。“简单生活”是白马镇人的生活哲学,也是廷武先生的人生态度,更是他的幸福观。作为一般的回忆性的写家乡的文字,基本上是赞美民风的淳朴和童年的单纯,廷武先生却把幸福这么难以言说的问题放进去思考,用白马小镇的安宁来反衬现代人的不幸福。纵观全书,发现廷武先生的简单生活幸福观,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:1、日常生活充满美感,也充满幸福的享受。《九听》实际写了九类人的人生态度,三教九流都有,但都是普通生活中的普通人,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感受到幸福。对他们来说,幸福并不奢侈,也不复杂,一碗豆腐脑,一场戏,一杯酒,都会是快乐源泉。在书中,他不厌其烦地写到了食物和吃喝,但都洋溢着生活的情趣。2、劳动的美感,这是廷武先生一贯的审美思想,他在赞美自然的时候,时常很自然地讴歌劳动者的美。有一首歌唱道:幸福不是毛毛雨,不会从天上掉下来。而《听吆喝》里的许富的幸福则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,赌徒许富原先沉迷于赌博,因为一次巨大数额?六百吊在白马镇人那里已经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了?的赌博,被父亲砍了手,但并没有能悔改,但是在娶了媳妇姚莲花之后,居然放弃了赌博,而专心致志地和媳妇姚莲花一起磨豆腐做豆腐脑,沉浸在劳动的快乐享受中。当白马镇人听到许富接替父亲许民生在街上吆喝卖豆腐脑的时候,一个浪荡子被生活拯救了。3、被女人关爱着的快乐。廷武先生笔下出现的女性很少不善良贤惠,很少不温柔可爱,像前面说的许富,原先赌的快乐高于一切,乃至于置生命?身体?而不顾,但姚莲花的爱居然让他找到了真正的幸福。这是很有意味的故事。

白马镇的生活是农耕时代的产物,它保存着农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。我们看到,或许由于物质的匮乏,或许由于科技的落后,白马镇上的人的生存要求更多地体现在顺其自然的层面上,因而呈现出浓烈的古风。像许富赢了六百吊不义之财,父亲许民生反倒如临大敌,退了钱,还砍了儿子的手。在今天看来,许富赢钱也就类似炒股票赚了一样,该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。白马镇上的人更相信劳动所得,磨豆腐和赌博形成的对比,也是好心情和坏心情的差别。廷武先生在不动声色地批判了惟利是图的金钱至上的铜臭人生,对亲情、乡情、爱情给予无条件的冷抒情?不赞美的赞美?的描绘。

“蔬果新雅好,酒肉旧狂风”,胡廷武的两句诗是他文章精神的最好写照。喜好新鲜的蔬菜水果,旧朋老友在一起畅饮,更是人生的真大的快乐。好心情的丧失在于幸福观的变异,没有正确的幸福观,哪里会有好心情呢?

三、文体与人

《九听》最初在《十月》上连载时,就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议论,因为《十月》的专栏基本是散文,但《九听》又被很多的读者和评论家看作是小说。在成书出版时,编者又有意思地当作系列组合长篇小说做。有意思?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对体裁而言基本流行的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四分法,作家在写作时也是照谱而做。而胡廷武自己也说不清楚写的什么东西,他说,我只是自由地表达我对生活的感受和观念,在行文上常常自以为是,觉得怎样表达清楚一些,美一些,就怎么写。

这与苏东坡的美学思想一脉相承,苏轼认为优秀的文章,“常行于不可不行,止于不可不止”,也就是说作家的创作不可局限于某种框框条条的制约,更不能概念先行,削足适履。当代著名的文体家汪曾祺也认为文章当如行云流水,要像树那样自然生长。从《九听》的创作实践来看,作家在创作过程中,自觉不自觉地完成了对文体的超越。他在写作之初,是有意识地按照散文的格局进行写作,但白马镇的丰富生活和白马人的丰富情感,已经撑破了原先的格局和框架,光“听”其实是包涵不了作家记忆中的人生体验,心中的美好情素。胡廷武没有被文体的框架所束缚,他按照生活和情感自然流动的轨迹去营造他的艺术世界,他笔下的那些人物他太熟悉了,白马镇的生活太让他难以割舍了,他在写作时,已经不是他在写白马镇,而是白马镇在写他,他在按照生活的逻辑形态在创作,而不是依照僵硬的文体去描红。因而,《九听》在文风上一气呵成,血脉相连,没有人工斧凿的痕迹,是自然生长的植物。

文体与作品的关系有点像衣服和人的关系,人穿衣服,犹如生活需要好的外在形态来表现一样,合适的衣服为人增加光彩,不合适的衣服只能扭曲人的形体和形象。不能让生活去迁就文体,但为生活定制一件合适的衣服并不是人人可为的,功力深厚的作家在于能够找到合适的表现形态。《九听》又是怎样的形态呢?《九听》能够在散文和小说之间如鱼得水,在于它抓住了白马镇这么一个独特的形象用力去塑造,《九听》的人物众多,作家并没有去按照小说的方式去提炼,而是依照生活自身的形态信笔写来,但这些人物整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独特的形象――白马镇。“白马镇坐落在一个山窝里,一两千户人家,街道主要是两条,一条在山脊上,另一条在山沟里,我想若从天上看下来,这两条街道一定像两条大鱼,浮游在宇亩之间,沿山脊和山沟伸沿的房屋,就是它们长长的背鳍。”白马镇上的男男女女,单个看或许不足以与文学史上那些著名的典型人物相提并论,但白马镇的形象的独特和丰富和那些小说相比,却毫不逊色,这个滇南小镇有可能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、汪曾祺笔下的高邮渐渐为人所知。比如我吧,在看完前面“九听”之后,就想到那个叫白马的小镇住上几天,听听那些美丽而又快要消失了的“当年的语声”。

(《九听》,胡廷武著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,18.00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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